中国式亲戚为什么这么烦人

虎嗅注：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浪潮工作室”（ID：WelleStudio163），作者：梁静怡。

“你结婚了吗”

“你生小孩了吗”

“你谈对象了没？”

“工资多少？奖金多少？”

“你找到工作了吗，考个公务员多好！”

年关将近，回到家，年轻人们总避免不了被三姑六婆大叔大婶问题轰炸，虽然内心很想骂一句“关你屁事”，但大多数时候还是言不由衷无奈地一一回答，只能午夜梦回仰天长叹：“中国亲戚为什么这么讨厌！”

换句话说，很多中国人是没有隐私观念。今天，我们不妨探究一下“隐私”在中国究竟有没有存在过、又是怎么消失的。

农业时代的思维

在我们的代际关系中，隐私似乎是长辈们的“特权”。比如亲戚们会问“你今年多大了”，这种问题不是偶然，而是在刻意强调我比你大，“你还没生孩子？最好生个男孩”，也是提醒你，要传宗接代。

倘若我们采取拒绝的态度，有的长辈甚至会板起面孔：“你怎么这么不尊重长辈？”、“你对得起你的列祖列宗吗？”在那一瞬间，你或许会产生幻觉：大清真的亡了吗？

归根到底，问出这些问题的长辈，思维还停留在农业时代，靠土地和血缘维持熟人关系网，个人的利益服务于宗族的利益。

在宗族观念最盛的福建南部永定、龙岩、彰平和漳州一代，散步着许多客家土楼。这种聚居百户、共同生产劳动的防御式堡垒，目的不止是抵御外敌，更重要的是为以宗族的名义共同占有、集体经营的方式实践和保证宗族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占沙田、卖土地、经营和控制农业、商业乃至手工业，才能保证宗族在乡村经济和政治上的统治。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50年代的调查，在经济比较发达的闽西、闽北，宗族占有的土地占50%以上，即便在经济稍落后的闽东、闽南也占到20%多。

宗族的地位如此重要，可想而知，结婚生子绝不是个人私事，关系到宗族势力的延续。

而且，很不幸，穷的小家庭相比较而言更没有隐私。

1949年，上海的人均居住面积是3.89平方米。而到1979年底，将阁楼、灶间、晒台等凡能住人的面积都统计在内，也只有人均4.51平方米。

1949年以后的上海，很多弄堂里挤满了72家房客，空间非常狭窄。以著名的上海老弄堂石库门为例，1950年，上海市区的居住建筑面积总量约为2360.5万平方米，石库门里弄住宅就有1242.5万平方米，占了总量的52%以上。石库门里，一家五口人住个10平方米一点儿不稀罕。

弄堂窄，住户多，几乎没有私人空间可言。你可以尽情的想象一下，夏天，你只要稍微抬下头或者别人稍微抬下头就可以看到对面人家，今天吃的啥，穿的啥，就连你哪只手拿筷子都能看的清清楚楚。

一些家务，如洗涮、晾晒、烧饭等，就自然而然转移或者延伸到弄堂里去做了。对他们来说，在弄堂里，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界限是很模糊的。比如说有五六家人家共用一个晒台，共用一个水龙头，在弄堂过道里刷马桶、洗衣服，想要隐私，实在很难。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北方。改革开放前后，北方农村的家庭房间格局有很大差别。1980年前，常常一间屋子全家睡在大通铺上，哪有地方谈隐私，改革开放后，经济条件改善，开始有了里屋和外屋的区别。

盖得起楼买得起房，在一定程度上是拥有个人隐私的条件之一。根据中国房地产蓝皮书显示，1978到2003年，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从3.6平方米增长到11.4平方米。

换句话说，隐私其实是中国人的一种“消费升级”，没有大房子和自己的房间，根本无从谈起隐私。

但相比房子的建设速度，人的观念更迭是非常落后的，因此，里屋还是外屋说话，小辈有没有隐私，在很多50后、60后、70后眼中依然无足轻重，这就要追溯到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隐私是如何被彻底摧毁的。

被时代摧毁的隐私

建国后，原先盘踞在广袤农村的宗族社会遭受了打击，尤其在土改后25年里，农业生产由生产队来组织，生产队长的地位超越了家族家长。

在东北下岬村有位叫“大狼”的村干部特别会拍马屁，被提拔为村里最高领导，成功上位后，把自己家中一位长辈捆起来痛打了一顿，仅仅因为这位长辈抱怨在公社食堂少吃了一顿饭。

削弱宗族力量，并不是有意将农民改造成独立的个人，相反，集体更严格地控制着个人对公共生活的参与。而在这一时期，公权力对个人隐私的渗透也是超乎想象的。

在中国五六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励互相举报批斗。暴风雨来临，倘若家里藏着一本书、一封信，都要提防被举报，朋友同事之间互相背叛指责、批斗殴打，父子告发、夫妻反目、师门互斗，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异常紧张和不信任。

文革时期窥私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行为，私人信件、恋爱关系这类极其隐私的事情，都需要公之于众。

文革亲历者张志梅（音译）曾经在回忆录里写道，她的学生冲着她大喊：“你个狐狸精，快交代关系，你究竟有多少个男人！”更有甚者，会有人偷偷搜集别人的信息上报，侵犯别人的隐私成为了一种明目张胆晋升阶级和地位的交易。

讽刺的是，这种“无私”的行为，在当时代表着对国家的忠诚。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法国。直到19世纪上半叶，隐私只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特权，而工人阶级的私人生活仍然受到社区力量的控制，除了权贵阶层，中国人的私人生活同样受到社区力量的控制。

在70年代初，东北下岬村大队给每家都装了广播喇叭，正好装在炕头上。喇叭没有开关，无论是广播内容还是时间都由县广播站控制。村民被迫每天听大量的官方新闻、政治宣传、干部讲话等，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

在1970年代，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集体同吃同睡，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眼中。而私人信息从心理、医学、智力、人际关系、性关系都被收集写进“档案”中，被当地相关“单位”所掌握，定期更新。

再如婚姻自由。《婚姻法》颁布后，尽管提倡婚姻自主，其实受到社区和大队的管理。

直到1975年，这样的公社“包办婚姻”依然存在。

当时还属于汕头市的揭阳揭西县五云公社，为宣传婚事新办举行集体婚礼，由公社、生产大队的领导出面、主持14对新人的婚礼，公社干部、大队书记、生产队长、民兵班长等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来了一千多人，公社党委、大队支书和贫下中农、妇联、共青团等部门的代表都上台发言，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在集体主义的叙事下，恋爱结婚是革命行动，婚礼上的新人在公权力见证下被树立成了《新婚姻法》的典型，双方父母沦为面目模糊的群演。这样的婚姻，万一将来想离婚，结果可想而知。

在这些运动和政策下，旧的社会等级和家庭结构被摧毁，家庭至上被集体主义所替代，而农民们从对家庭忠诚的成员变成了“原子化”的公民，要求对国家忠诚。

正如人类学家阎云翔所言，中国在谈论“个人主义”时却忽略了个人主义最普遍、最基本的要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计划经济的阴影

宗族衰落，集体公权力介入了农村人的生活，依然不足以解释中国的亲戚们为什么这么讨厌。

中国人对隐私的轻视，从来没有局限在农村，城里的亲戚照样会光明正大打探你的一切，因为他们也是在单位筒子楼、集体大院里“穿着开裆裤”长大、生活的一群人。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单位不仅仅是工作场所，还是把成员的家庭、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管理统一到一起的空间组织。

以北京京棉二厂为例，幼儿园、托儿所、中学、浴室、食堂、单身公寓、住宅、厂房、办公楼，从出生到死亡，一条龙服务。

公共空间（工作场所）和私人空间（住所）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下了班，隔壁邻居或许就是你领导或者同事，彼此间什么信息都知道，因为天天在一起。

然而，改革开放使这一切发生了巨变。

随着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国企改革，一些工业企业单位在工业郊区化的浪潮下，厂房与生产车间搬迁至城市外围地区，设施齐全的单位大院逐渐消失。

再以京棉二厂为例，小学从最初的厂办小学变成市属的八里庄小学，后来成为朝阳区育人学校，单位职工医院目前已转变为朝阳区医院住院部，原先的单身职工宿舍已经对外出租，单位生活区东侧的平房，因城市道路的扩建也被夷为平地。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限制人口结构流动，分离城市和农村人口的社会关系；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和户籍制度的松动推动了人口流动。从1982到2005年，这20年间，中国流动人口从657万增长到1.17亿，年均增长14.5%。

改革开放没多久，清华大学就做过一项北京大学生的人生观调查，2723名大学生想要主动规划人生的占79.4%，年轻人露出了想要掌控自己命运的意愿。

但三十年会发现后，当年的大学生又变成了如今你眼中讨厌的亲戚，他们像老一辈人一样，继续追问着年轻人：找工作了没？一个月拿多少钱？有没有对象？并没有给予当代年轻人足够的空间和自主尊重。

因为这波中年亲戚并没有真正的改变。

他们个人意识的觉醒完全是国家政策的被动结果，比如农民公社集体化，让个体脱离于宗族并忠诚于国家，市场经济国企改革，也是政府推动的。

中国的年轻人新获得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至上而下的影响，并不是像西方国家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至下而上并为之作出牺牲的努力。换句话说，强调独立自主对于亲戚那一代，是被逼的，他们骨子里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独立自主和隐私权利的重要性。

但如今80后、90后甚至00后年轻的一代并不一样，一出生就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长大的，面对激烈的竞争，更多强调自我的利益和权利。

类似的观念在更年轻的00后中愈发体现。2011年刚念初中的金某就到石景山八角司法所起诉母亲偷看自己日记，侵犯隐私权。这在老一辈人眼中，简直是“大逆不道”。

当你再次面对亲戚们的问题轰炸时，也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重复时代的悲剧，不要让自己最终也成为“讨厌的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