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博鳌专访：余生将致力慈善事业

同样是1955年出生的人，甲子之年的比尔·盖茨，看起来似乎比同龄人更显衰老，其实他与周润发、费玉清以及李克强总理，今年都是第五个本命羊年。但另一方面，他又依然像当年在湖畔中学那个与计算机中心公司签订协议，通过为其检测、报告漏洞来换取上机时间的小男孩一样——对技术的力量无比痴迷，同时精于用最少的钱换取效益的最大化，所以他从商时可以创造世界级公司，做慈善可以产生全球性影响。

3月28日，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期间，盖茨接受了《财经》杂志和《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记者的独家专访。从下飞机到参会中途，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但一身正装的盖茨坐定后就表现活跃，聊得开心就手舞足蹈，两脚有节奏地拍打地面。无论是谈盖茨基金会15周年的经验，还是对联合国千年计划的评价，抑或是对新型公益理念、基金会在中国的规划解读，盖茨最喜欢的回答方式是：“哦，有几个例子很有意思……”然后迅速转向农作物种子研发、新型疫苗研发制造、抗击埃博拉疫情、与大学和农民的合作实验项目等具体的技术实践侃侃而谈。

盖茨自小就被贴上书呆子的标签，也曾公开定义自己为技术统治论者，在离开微软转向全职基金会工作近7年后的今天，《财经》杂志和《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记者问及他对自我的定义，他给出了与多年前一致的答案。“技术统治论者，没错，你知道，我喜欢与科学家一起工作，挑战科学家的想法，和他们一起发明创造，并确保我们做出来的东西真正符合穷人的需要。我非常偏向技术方面，我的主要技能在这方面。”

即使看起来远离了微软和商业世界，盖茨仍然是一位颇具智慧的企业家，一位精明高效的管理者。盖茨基金会的员工也有系统化的关键绩效考核（KPI），对项目的社会效果评估和投资回报率计算上颇为用心。面对世界层出不穷的问题，解决问题的资金永远是有限的，盖茨在基金会内部频繁地传达这一观点。为此他提出“催化式慈善”，用较少的资金和资源撬动起更多的力量。从绝对数量上看，盖茨基金会富可敌国，但这从来不意味着资金使用上的松懈。要推进并完成诸多涉及人类未来的全球性计划，盖茨必须继续善加协调，一面争取更多资源，一面用足有限资源，管理的挑战始终如一。

离开微软多年，盖茨只保留了一个技术顾问的虚职。但外界高度关注，微软的发展在近年间连续遭遇困境：PC端销售疲软，移动端发展乏力，变成了“笨拙的巨人”。很多人猜测盖茨会不会像乔布斯、雷富礼那样回归，带领自己一手创立的企业走出困境。《财经》杂志和《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记者问到他未来的个人规划，盖茨没有任何思考与停顿就回答：“我的余生时光都将在基金会全职工作。”随后他话锋一转，又拐到了“有趣的例子”，谈起消除小儿麻痹症，表达他对这些有价值工作的坚定信心和长远支持。

提问：2012年你首次提出“催化式慈善（Catalytic Philanthropy）”的理念，主张通过创造市场，利用资本主义手段来持久而系统地帮助那些有需求的人群。两年多来，这一理念有哪些具体的运用方式？

盖茨：有两个方面的例子可以很好地阐明这个理念的运用方式。一个是创新型的产品研究开发，比如找出对贫困国家的穷人最为适用的种子和疫苗，这些国家自己没有力量完成这一部分的工作；另一方面是新方案的试点，然后告诉人们这种方案是否有效，其中当然会有很多失败，我们来承担试点失败的风险。

提问：你曾多次表示要更多地为中国的公益事业而努力，不过目前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投入资金只占在全球总投入非常小的一部分，相较于中国的人口数和问题似乎很不成比例？

盖茨：在中国总的投入数额非常难以全面统计，有一些是直接的投入，而有一些我们投给其他组织和合作方的资金可能没有在最终数据统计中显现出来。实际的投入是要大于目前媒体中报道的数字的。另一方面来讲，在全球慈善领域，受资助方和最终受益方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正如发达国家的很多大学等机构接受了很多捐款，但他们所从事的针对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的科技研发（包括疫苗或种子等），其最终受益者其实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人口。中国在经济、社会领域的进步举世瞩目，领先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未来，盖茨基金会仍会持续增加对中国的投入，我们也热切地希望可以撬动中国的创新力量造福更多世界上贫困的人口。

提问：盖茨基金会在中国最主要的规划和挑战是什么？

盖茨：一方面是继续推进中国的结核病、艾滋病的防治，以及控烟工作，另一方面是找到中国的创新者，将他们的创新成果引入其他贫困国家。这其中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中国的监管机制还不完全与世界接轨，有很多时间和精力要花在不同规范的协调上。

提问：你个人的未来五年规划是什么，会不会更多地介入微软的管理？

盖茨：我的余生将全职为基金会工作。未来五年将会有很多重大的进展，我对彻底消除小儿麻痹症非常有信心。我可以承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