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商业关系：前方是否有惊涛骇浪？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秋天在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Ministerial Meeting）上进行了会谈。会谈期间，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商品销售达到了新高，这个事实可以让这些企业从中得到些许安慰。

事实上，美国企业在今年9月份向中国出口了价值93.2亿美元的商品，是2004年9月份对中出口额的3倍有多。2004年9月记录的美国对中出口额为28.2亿美元。2014年，在美中贸易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USCBC）所调查的美国公司中，83%的公司称其在中国的业务处于盈利状态，而且其中3/4的公司在中国的营收增加。只有15%的公司称其营收下滑。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美国公司对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发展前景的乐观程度似乎有所下滑。美中贸易委员会最近的民意测验显示，尽管多数美国公司仍然认为中国是其全球五大市场之一，但在过去4年里，在美国公司如何看待他们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方面，乐观程度下滑了30%，从“非常乐观”向“比较乐观”方向发展。尽管中国未来的经验发展潜力巨大，但在影响力较大的美中贸易委员会所调查的公司中，只有半数公司现在计划在未来12个月里增加资源投入，这个数字相比3年前下滑了近75%。三年前，几乎所有公司都表示会增加资源投入。

为什么大家的热情程度降低？除了成本增加和国外竞争加剧——来自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的业务飞速发展——的因素外，美国公司表示，中国新政府当前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改革，大家对政府的政策方向广泛存在不安感。美中贸易委员会副会长欧玉琳（Erin Ennis）表示，美国公司“尤其担心中国所存在的众多不确定性。”这种担心包括了以下方面：

——中国公司日渐崛起，生产力逐渐得到提高，在中国范围内所带来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中国对知识产权（IPR）的保护力度参差不齐；

——当地对外商投资的限制；

——中国工业领域的生产力过剩；以及

——中国法律的执法力度参差不齐

洛杉矶MSK律师事务所（Mitchell Silberberg & Knupp）国际贸易律师苏珊·科恩·罗斯（Susan Kohn Ross）指出，在她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客户中，大家主要担心的问题包括有中国政府会偏向于国内产业、官僚腐败、以及知识产权保护。

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张忠（Z. John Zhang）表示，美中贸易委员会的调查显示出，在中国当前的政治周期内，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对不确定性存在不安的情绪。他指出，早期中国政府竭力欢迎外资企业，但现在政治钟摆已经“摆向了另一边”。“（美国和其他外资）公司（现在）的利润都相当高，但他们感觉自己并没有此前那么受欢迎。这并不一定是指他们是中国政府的靶子，”张忠补充说，“他们只是感觉不到早年所得到的那种热情”，当时中国政府曾迫切希望能够吸引外商投资。

不过张忠也指出，美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时，他们早已经接受了部分程度的不确定性。他说，“如果你经历了繁荣时期，”也接受了繁荣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那么你也可以经历萧条时期。在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里，钟摆已经摆向了另一边。”

抑制国外竞争

对众多美国公司而言，尤其让人感到麻烦和不安的是中国对其2008年颁布的《反垄断法》的执法情况。该项法律名义上是为了推动竞争。中国是否正使用该法来实现本质上的保护主义和反竞争呢？

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对《反垄断法》的执法力度加强，这点也许会违反世贸组织（WTO）的规定。尽管中国明确表示其《反垄断法》旨在鼓励竞争，实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但美国商会的报告警告称：“如果中国在反垄断法的执行过程中违反其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应承担的义务，那么将可能违反世贸组织法律，尽管该法假借竞争法的名义来加以强制性执行。”

在一封信中，美国商会大中华区高级主任王杰（Jeremie Waterman）和美国商会全球监管合作中心（Center for Global Regulatory Cooperation）副主任肖恩·希瑟（Sean Heather）指出：“反垄断法的执行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机遇，通过推动竞争、削弱经济中的垄断和寡头现象、提高消费者福祉、增加消费者的选择、拉动消费、以及刺激市场驱动型的创新等来加速其经济转型。简而言之，反垄断法可以刺激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蓬勃发展，并且提高中国经济方方面面的效率——这种结果对美中关系也会带来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王杰和希瑟也指出，中国反垄断法的执行尚未达到理想的效果。在进一步的报告《中国竞争法执行中的利益之争》（Competing Interests in China’s Competition Law Enforcement）中，美国商会提出：“常常会出现反垄断法的补救举措，旨在推动中国的行业政策和增强中国企业获胜的可能性。”中国的反垄断法执法部门——包括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MOFCOM）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SAIC）——对优质分析的利用不足。该报告指出，中国商务部制订了反垄断法的补救措施，导致中国国内外的市场集中度增强，同时“通过谈判来为国内消费者/许可降低商品和知识产权的价格，”在某些情况下是为了保护知名的中国国内品牌。

美中贸易委员会的傅强恩（John Frisbie）从自己的角度质疑中国政府是否利用反垄断法来迫使美国企业降低价格，而不是为了让市场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后者是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所设定的目标之一。傅强恩说：“答案目前尚且不是非常明确，但至少截止目前，在一些案例中，美中贸易委员会有理由存在这些方面的担忧。”

美中贸易委员会今年针对公司所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86%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担心反垄断法的执法方式。外国公司感觉自己被不恰当地当做了反垄断法的重点对象，而中国国内媒体的报导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点。中国国内媒体报导重点强调与外资企业相关的调查，而对那些针对中国公司的调查报导甚少。美国公司中广泛存在的担心不仅仅包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歧视，还有流程和监管缺乏应有的透明度、合并审查时间长，以及确定补救方法和罚款的流程。

一些被指控违反反垄断法的外资公司受到压力，被迫承认自己的罪行，尽管事实上他们未被允许查看指控自己的证据，或者是针对证据做出回应。美国企业代表们甚至都未被告知他们为什么被调查，或者进行调查是基于什么原因。他们只是接到通知，如果与中国政府部门合作，那么处罚将可以减少。据称，进行“拂晓突击”的执法官员们有时甚至不愿等待哪怕很短的时间，让公司能够找律师来代表自己处理相关问题。

关于反垄断法，沃顿商学院的张忠表示，外资公司肯定会牢记“中国政府使用这种新工具并不是真正为了打击垄断”，因为许多中国国营企业本身从定义上来说就是市场垄断者。“如果我是政府官员，我会首先在外资企业上下刀子。”例如，许多报告提出，进口汽车配件对于众多中国买家来说价格过于高昂。

模糊的边界线

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赵敏渊（Minyuan Zhao，音译）就存在争议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许多人认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是法律问题。中国通过逆向工程或草根运动来复制跨国企业的种种产品——也就是中文的山寨——并因此而闻名，这并不是什么新闻。但当中国开始将‘自主创新’列入五年计划中时，模仿和学习的界线变得非常模糊。许多跨国公司感觉非常受挫。但我同时也看到一些公司学习如何与中国公司进行合作，利用他们的互补性资源在中国创造价值。他们知道，追着中国人提要求并不会带来什么成本效益。”

赵敏渊补充表示，美国政府追着中国政府要求其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是一种无用功。“法律制订得相当不错。法律系统也已经得到大幅的改善，”她说，“法院系统存在问题，但与数年前相比，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不过，当政府将自主创新纳入章程之中，如果跨国公司希望能够参与到这个市场的增长中去，那么法律战将不能给他们带来帮助。”

赵敏渊解释说，尽管担心知识产权的剽窃问题，但从大型引擎到商用飞机，无数美国跨国企业已经在中国站稳脚跟——不仅仅将他们的技术交给中国人，同时也与中国公司携手创造价值。例如，IBM公司最近在北京建立了其动力系统Linux中心（Power Systems Linux Center）。赵敏渊说，中国人因为能参与其中而感到非常兴奋，而且对本地人来说，其中存在巨大的学习机会。“但与此同时，IBM公司正在培养自己的这种生态系统，”她说，而且这家美国公司最终将从中收获到好处，其中包括使用中国庞大的人才库来为IBM动力系统开发辅助应用，同时也能覆盖中国庞大的顾客群。

需要双边投资

众多美国公司希望中美两国之间双边投资协定（BIT）的签订能够为两个国家的外商投资渠道制订规则，从而带来帮助。美国最近与42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但其中并不包括中国。美中贸易委员会的欧玉琳指出，如果中国新的领导人在推行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上取得重大进展，并且在能带来“强大结果”的美中双边投资协定上有所推进，那么两个国家都将从中大有收获。

由于缺乏双边投资协定，美国公司不得参与中国的许多行业，而且在部分领域内，中国法律要求美国公司必须与中国国内公司进行合作。欧玉琳表示，成功的双边投资协定将会为美国公司提供进入中国的重要途径，消除中国政府给外资公司所设定的众多限制，并且给予投资中国的美国公司更强有力的保护，由此让中美两国的公司能够公平进行竞争。

能否成功签订此双边投资协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府愿意向外资企业开放的行业和领域的数量与范围。中国在2013年已经同意采用“负面清单”制度，双边投资协定的条款将适用于所有行业，那些明确排除在新协定覆盖范围之外的行业除外。这是一项重大的举动。这种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投资审批框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传统的审批框架限制外国公司参与中国100余个行业和领域，所基于的是“肯定列表”。

双刃剑

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而言，担忧之一就是该国的行业生产能力过剩问题。赵敏渊指出，这种能力过剩存在一些历史性的原因。她说，例如，“每座小城市都希望能够建立自己的生物科技中心。这点是很荒谬的。对于存在规模效应的行业而言，例如钢铁和玻璃行业，你会看到其中存在这种地区性的竞争。所有的当地政府都提供补贴，以扶植本地的生产，从而他们可以降低自身的成本，占领一定的市场份额。结果就是被迫向这些企业提供贷款的国营银行累积的坏账越来越多，从钢铁到玻璃、太阳能板、以及风力发电设备等市场的价格暴跌。许多人认为对中国经济的硬着陆来说，这是一种潜在的风险。”但赵敏渊也表示，并非所有外国公司都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影响。事实上，一些公司还从中受益。“如果你是汽车公司，那么市场内充斥着钢铁这种情况就相当不错。但美国的钢铁行业正在说服美国政府提高关税和设置其他贸易壁垒，因为进口的廉价中国钢铁让他们感到很受挫。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对中国经济的破坏力度要强于对跨国公司的伤害。”

赵敏渊所担心的是当美国公司说服美国政府来提高贸易壁垒，“那么你将看到来自中国的反冲力，而且贸易战会升级。对于任何生产能力过剩的经济来说，这是你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在钢铁行业，美国正在谴责中国进行倾销，而中国正在谴责美国为钢铁行业提供补贴。整个一团糟。”

押宝中国的未来

尽管美国公司就中国市场的不确定性存在种种担忧，但没有哪家大型的跨国公司可以承受住退出该国市场所带来的影响。对此经济学家和贸易群体都表示赞同。“中国市场相当庞大，”张忠表示，尽管最近发展速度放缓，但相比欧洲和拉丁美洲等其他重要的市场而言，“这个市场在飞速发展。”他指出，公司不应将关注重点放在根据中国当前的政治周期进行调整所带来的挑战上，而是应该继续重点关注长期的发展潜力。

他表示，多数美国公司可能会听从这点建议。这也就是说难以想象非中国公司会局限于当前的政治不稳定性而不放眼未来。张忠断定，在未来数年里，中国肯定会继续发展，而且将会有许多中国公司愿意购买美国公司所提供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