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低工资线背后的复杂经济学

今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呼吁国会将联邦最低工资标准从每小时7.25美元提高到9美元。“虽然我们已推行税收减免政策，但拿最低工资且需养育两个小孩的家庭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表示，“这是不合理的。”

今年夏天，爱荷华州民主党参议员汤姆·哈金（Tom Harkin）提出了《最低工资公平法案2013》。法案规定将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小时10.1美元，并自动将最低工资与生活成本挂钩。在《政客》（Politico）观点版的一篇文章中，哈金表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有益于工人、商业和美国经济”。

上周，新泽西州以压倒性投票通过了将每小时最低工资提升到8.25美元的提案，成为第二十个最低工资标准高于联邦最低工资标准的州。考虑到未来的通胀因素，该提案对州宪法进行了修订。新泽西州的新法赢得了广泛的支持。此外，今年初秋，加利福利亚立法机构批准了一项法案，规定加州在2016年前将最低工资标准从每小时8美元提高至10美元。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今年早些时候的民意调查，美国民众普遍支持大幅上调目前的最低工资标准（支持71%，反对26%）。

但低工资工作背后的经济原理相当复杂，国会和商界内部也强烈反对提高最低工资。问题是，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经济目标能符合每个人的利益。比方说，如果你是一名低工资工人，提高最低工资可能对你有利，因为这不会明显改变你失业的几率。不仅如此，你还可能赚的更多。如果你的工资略高于最低工资，最低工资的提升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会给你的工资带来上调的压力。但如果你经营一家小企业，以最低工资雇佣员工，提高最低工资就意味着你要从口袋中掏出更多钱来支付员工的工资。希望能从事最低工资工作的人也会因此受到损失，因为提高最低工资降低了招聘需求。

当今社会这个收入不公平，6.6%（约2040万）的美国人被归类于极度贫困（自2000年增长了4.5%），因此许多人将提高最低工资看做一个道德问题。事实上，在过去30年里，国会仅采取了三次措施来提高最低工资。沃顿商学院（Wharton）管理学教授彼得·卡普利（Peter Cappelli）表示：“我们对不公平现象的容忍度不断提高，对帮助穷人的兴趣也不断减少。”

卡普利同时是沃顿商学院人力资源中心的主任。“如果工资的增长停滞不前，这会使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付出很大的代价，”他补充道，“最低工资已不再仅仅是付给青少年的。许多人的生存依赖于此，这也算是他们的安全保障，好比纳税人为之买单的食品券。许多人有工作却无法维持生计，这对社会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 生活工资 ”

支持提高最低工资最有力的论点之一是“生活工资”的概念。“生活工资”能让民众有更体面的工资，足以维持生计并且更好地照顾家庭。如今，拿最低工资的人全职工作一整年大约能挣1.5万美元，靠这笔收入的两口之家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然而观察人士指出，纯粹将提高最低工资作为一项减贫战略并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首先，多数生活贫困的适龄劳动者没有工作，因此并不能从最低工资的提高中获益。其次，许多人拿着最低工资，但其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上，包括赚取额外零花钱的高中生、享有社会保障仍想获得额外收入的退休人员和其他为增加家庭收入的兼职人员。

“但是很多人长期只能做这些工作。”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马修·比德维尔（Matthew Bidwell）说道。

数据显示，拿最低工资的工人中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年收入不足4万美元。“因此当我们将最低工资看做‘生活工资’时，面临的问题是：‘维持谁的生活？’”比德维尔问道，“对于一个没有依靠刚起步的学生或年轻人，最低工资也许可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对于一个四口之家而言，明显不能。[对于后一种情况，这就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

比德维尔补充道，提高最低工资也反映了这些企业的价值观。他指出，一些大公司的老板，包括好事多（Costco）的首席执行官雷格·耶利内克（Craig Jelinek）和星巴克（Starbucks）的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都支持加薪。“对一家像星巴克这样的大企业而言，这关系到企业如何看待自己作为雇主的角色，以及企业关于如何对待员工的价值观。”比德维尔指出：“‘生活工资’的说法在情感上很有说服力。它提出了人们的劳动应有所偿。作为一名全职劳动者，不应当生活在贫困中。我们的社会价值观主张获得一份体面的工资。”

尽管一些人声称最低工资的上涨还是会以更高的物价转嫁给消费者，其他人则认为低收入者增加了纳税人的开支。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亚当·科布（Adam Cobb）表示，为了支持靠最低工资维持生计的人的生活，政府提供了多种社会服务项目，例如发放食品券和推行医疗补助计划。

“那些给员工薪水不高的雇主往往鼓励员工利用社会服务项目，”科布指出，“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这似乎无可厚非：沃尔玛向员工支付低于贫困线的工资，同时鼓励员工享受社会服务。”

今年早些时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和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研究，分析从2007年到2011年美国的年均工人公共福利支出情况。该研究发现，快餐业员工家庭更加倾向于使用公共福利项目，其数量要比一般家庭高两倍。研究还发现，在此期间，联邦和州政府每年为快餐业员工家庭提供公共救助的成本接近70亿美元。

“一些人坚持认为政府不应当干预劳动力市场。但事实上，政府已经参与进来了，”科布说道，“我们正被迫卷入低收入就业体系中。”

观察人士指出，鉴于平均最低工资工人的情况各不相同，‘生活工资’的争论越来越吸引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依赖低薪工作来维持生活；根据全国就业法计划（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NELP）的数据显示，本次经济复苏过程中的新增工作有60%为低薪工作。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与过去不同，如今从事最低工资和低收入工作的工人年龄多为30或40岁，拥有中等教育学历，是重要的家庭经济支柱。

科布说，认为只有中学生从事这类工作的观点已经落伍了。“去任何一家快餐店或杂货店看看。是哪些人在里面工作呢？不仅有青少年，还有成年人。我们需要考虑哪些群体靠最低工资为生，然后制定可以反映这一现象的政策。”

商业紧缩

关于最低工资的争论经常归结于一个问题：提高最低工资究竟能给就业率带来多大影响？这可能是经济学所有分支学科研究最多的问题之一。人们对提高最低工资最大的担忧是，企业面临更高的劳动力成本，将不得不解雇员工或招聘更少的员工。近年来，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经济学教授大卫·诺伊马克（David Neumark）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经济学家威廉·瓦斯切尔（William Wascher）就该问题发表了多项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他们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降低了低技能、低工资工人的就业率。

乔治敦大学麦克多诺商学院（Georgetown University's McDonough School of Business)的管理学教授布鲁克斯·霍尔顿（Brooks Holtom)指出：“任何时候政府对就业市场的干预都会对就业产生影响，但有时不一定是积极的影响。如今，当低技能工人和年轻人的就业率保持较高水平时，政府干预的影响就尤为明显。工人的最低工资上涨必定会以其他方面的损失为代价，而最有可能的就是就业岗位的削减。”

霍尔顿补充道，在当今竞争极为激烈的零售业中，企业更加倾向于解雇员工而非提高产品价格。他指出：“提高价格并非明智之选，因为顾客都亲睐廉价产品。人们想要更快捷地获得更便宜、更好的杂货和快餐，所以在一天的工作后，[一些]工人的口袋里的钱多了一点，而[另外一些工人]将面临失业。这就是提高最低工资带来的低效率。”

然而许多其他研究表明，提高最低工资对就业率的影响很小。“理由是再怎么提高最低工资对企业的影响也不会很大，”比德维尔说，“提高工资对雇主产生的负担还不足以让他们解雇员工。”

事实上，有证据表明较高的工资能够提高生产力。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MIT’s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泽伊内普·托恩教授（Zeynep Ton）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许多非常成功的连锁零售品牌，如Trader Joe’s连锁超市和好事多零售店，向他们的店员提供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与竞争对手相比，这些企业拥有业内最低的产品价格和稳定的财务绩效，能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服务。

NELP政策分析师杰克·邓波（Jack Temple）认为：“各行业的企业[可以]调高工资，较高的工资可以减少员工招聘、解雇和培训的成本。企业还可借此降低商业模式中的低效率。”

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提高工资将会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特别是对小企业而言。由企业支持的研究机构就业政策研究所（Employment Policies Institute）研究部主任迈克尔•桑斯曼（Michael Saltsman)指出，尽管提高最低工资的支持者针对的是表面上有能力向工人支付更高工资的大企业，实际上许多支付低工资的雇主都是小企业。

“我们很容易将注意力放在麦当劳或汉堡王这样的大企业上，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快餐店都由特许经营人所有。”桑斯曼说道。他还指出，特许经营人所承担的劳动力成本占销售额的30.5%，而利润一般在5%左右徘徊。“这样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小企业更加关注提高最低工资，因为他们希望最低工资为10美元[一小时]，而不是15美元。如果劳动力成本增长25%，那么这就‘吃掉’了这家店的所有利润。”

桑斯曼提出将劳动所得税收抵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作为提高最低工资的替代措施。劳动所得税收抵免允许拥有劳动收入的工人从政府获得一定的收入退税。这一救助计划仅针对贫穷家庭，而且救助额度可以更加慷慨。“从减贫政策和工作激励措施的角度而言，劳动所得税收抵免十分完美，”桑斯曼指出，“这更好地发挥了白宫的作用”。

霍特国际商学院（Hul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学教授麦克·格兰迪内蒂（Mike Grandinetti)认为，对技能较低的工人进行职业培训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我们需要解决问题本身，而不是问题的表象，”格兰迪内蒂说道，他同时还是一位天使投资人和连续创业者。“我们需要为人们提供培训、指导和经济机会教育。我们需要提高他们的技能，这样他们才不会处于劣势地位。这才是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目前，我们都只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打转而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