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创新：为拯救世界估个价

当企业家正在寻找融资的新源泉以解决世界问题时，为公还是为私，公益还是营利，两者的界限愈显模糊。例如，究竟是给加纳的医院通电，为南美受灾严重的地区建立保障性住房，还是解决美国内城儿童的肥胖问题？风险投资者及华尔街前律师加勒特·梅尔比(Garrett Melby)就是那些从传统商业界一跃成为影响力投资者的人之一。

在最近的沃顿商学院社会创新者会议(Wharton Social Innovators Conference)的讨论小组上，梅尔比说，在2008年，诸如比尔·盖茨、比尔·克林顿及风险投资者约翰·杜尔(John Doerr)这样的投资者发出的关于公私合作的宣言吸引了他的注意。“我当时想，‘哦，天哪，如果世上最伟大的企业家、政治家和风险投资者都在讨论同一种促进社会进步的全新模式，都能吸引私营企业共同参与，都能利用资本主义工具，那么这件事就很可能具有可行性。’”

如今，梅尔比是好企业风投(Good Company Ventures)的共同创始人和执行董事。好企业风投是一家非营利性公司，通过商务研讨会，利用该公司的促进力，为初期社会企业家提供教育、咨询和科研服务。梅尔比解释道，好企业风投为企业家提供12周的课程培训，教会他们如何融资，以拓展创新项目。“我们尽量激发这些社会变革机构，他们可能不会奢求大笔资金，也不会考虑长远的目标。但如果他们获得的投资不是五万美元，而是一千万美元，他们将会做什么呢？”他评价该公司取得的成果“相当成功”，来自10家公司的前4家已在私营资本中取得了5千万美元的投资。“他们获得的投资金额是当初参加培训项目花费的700倍。”

投资盖茨基金会

理查德·亨里克斯(Richard Henriques)是梅尔比在讨论小组的同事，他曾任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CEO。他也是通过营利性事业加入了影响力投资队伍的。五年前，当他还未加入盖茨基金会时，他是默克公司(Merck)的高级财务副总裁和企业主管。说起他在盖茨基金会的工作经历，他这样说道：“我觉得我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此前30年的企业工作中，他从未听说过“影响力投资”或“双重底线”之类的术语（“双重底线”是指除了传统的财政效益，积极的社会影响也是评判标准之一）。

亨里克斯接受的第一批任务中的其中一个是提高盖茨基金会的项目相关投资（简称PRI）。他解释说，一个PRI就是一项以公益为目标的营利性投资。除了发放补助金的主要行动之外，盖茨基金会逐渐投入到PRI中。亨里克斯带领他的团队将项目的投资组合从五千万美元提高到了七亿美元，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说这支队伍“热情满满、坚持不懈”，也只有这样的态度才能取得成功，因为合适的机会可遇不可求，而且需要与盖茨基金会的特定目标与类别高度一致。

亨里克斯参与的项目包括对生物科技公司的直接股权投资，以及为诸如特许学校等组织提供直接贷款。疫苗与皮下埋植避孕剂的购买以及数量保证是他所在的主要领域，也是他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领域。“我们会去和默克公司、拜耳公司(Bayer)、诺华公司(Novartis)、以及印度疫苗制造商等公司商谈：‘如果你们在规定时间内提供规定数量的疫苗，我们保证，倘若无人购买，盖茨基金会就会负责购买。’”交易条件之一是疫苗制造商需要降低一定的价格。亨里克斯说，允许至少降价20%左右。

公私合作

FastFWD项目是梅尔比最引人瞩目的倡议之一，该项目于2014年提出，是一项关于通过教育减少累犯行为的公共安全倡议。倡议的背后是一份2013年的RAND研究：在监狱接受教育的犯人出狱后累犯的几率会降低43%。

在好企业风投的推动下，FastFWD项目与沃顿商学院社会影响计划(Wharton Social Impact Initiative)和美国费城展开了合作，彭博慈善基金会(BloombergPhilanthropies)也资助了1百万美元的国家创意奖金。梅尔比说，该项目要求“将重塑公共安全视为一个1400亿美元的市场机遇，吸引来自全世界的企业家到费城来参加这一项目。”关于该倡议的进展，梅尔比说，“在费城提供的10万美元的试点资助下，距我们的第一批企业家学员完成培训毕业只有六个月了。他们现已在私营资本中取得了三百万美元的投资。”

梅尔比称FastFWD项目为影响力投资的综合性模型，代表了公共部门、私营企业及学术领域之间的丰硕的合作成果。好公司风投正将相同的架构运用到一项名为白宫气候数据倡议气候投资2.0(Climate Ventures 2.0. Part of the White House’s Climate Data Initiative)的倡议之中。该倡议的主要目标是通过集合数据与科技资源，解决气候变化对粮食和水资源系统的威胁。

追求切实的数字

当梅尔比与亨里克斯说起他们的影响力投资环球之旅时，他们频繁用了“混乱”一词。他们都承认，对于一个新兴的产业来说，这种情况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此外，他们也在讨论金融精确的重要性。梅尔比回忆起几年前参加影响力投资会议的场景，他看着企业家们高谈阔论，心想：“这些人根本成不了事。”他评论道，一些有社会服务背景的人士也许“充满激情与个人魅力”，但却不一定知道怎样建立一个可扩展的商业模式，或是怎样与投资者进行谈判。

对于那些设计商业模式的企业家，梅尔比建议要对特定的部门进行调查，准备好提供一些数据。“你要给我拿出一些东西，这些数据是否符合句对数据，或者是与其他领域相关的数据都没有关系。”他还说，在金融营利性领域，通过价量分析来看你设计的模型是否可行，然后再去寻找营利方式、扩大接触人群范围，这还是相对容易的。此外，还应在影响力的层面进行类似的规划。梅尔比说，“先别太担心减少性侵案件能否被称为10美元、100美元、甚至100万美元的项目……我们先设定一个数字，这样才能开始行动起来。”

“当我来到盖茨基金会的时候，最大的学习困难是理解检测社会影响力倡议的复杂性。”亨里克斯说，“我同意加勒特的座右铭，‘先做起来’，再放下。行动总是好过猜测。”他提到盖茨基金会的确会进行影响力评估，但这些评估可能“耗费大量资金”，并“耗费大量时间，而且在项目进行中也难以作为进展的检测指标，因此有时候并不具备太多价值。”他也提到，有许多测量方式只是针对某一部门的，这也带来了额外的挑战。“如何比较美国的教育成果与埃塞俄比亚的公共卫生？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否具有可比性。”

‘为时尚早’

影响力投资的未来在何方？亨里克斯说，假使在此领域中有任何标准，盖茨基金会也“不是那个标准”。这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影响力投资的风险容限“有点打破常规了”，亨里克斯这么说道，“在盖茨基金会，PRI倡议的广告词之一是‘市场不为穷人运作’。”他指出，盖茨基金会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愿意承担更高的风险，以公益为第一目的，为投资者排除困难，吸引他们加入投资行列，因为我们会承担最初的风险。”

梅尔比说，“现在仍为时尚早。”影响力投资领域由一些巨头基金会，比如如盖茨基金会提供支持……但这样的基金会还不到5家。此外，与华尔街银行进行的交易，只要是规模较大的，一个手都能数得过来。”

在影响力投资领域，梅尔比认为“让人兴奋”的是，许多参与者的“加速收敛”带来了更多有效解决世界问题的创新方式。他将公益与营利长久以来的定义简称为“税收政策带来的历史性事故”。他说，如今，我们看到公益行动者以营利为目的，更有责任地进行资金部署。同时，追求营利的投资者也在寻找更多有益于社会的领域来进行投资。“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上是整个行业的进步。针对某种类型的风险，试图找到最佳的资金来源，这的确是具有进步意义的重要一步。”